《福祉、自由、美德 三个出发点》

作者: 时间:2020-06-10 分类:S轻生活 评论:96 条 浏览:208

2004年夏,查理飓风从墨西哥湾虎虎扑向佛罗里达,横扫全州进入大西洋,造成22人死亡,财物损失高达110亿美元。风雨过去,紧接就颳起一场「物价哄抬」大辩论。

冰块一袋平时只卖两元,飓风过后,奥兰多的加油站却开价十元。当时是八月半,冰箱与冷气机停电都不能用,许多人为了买冰块,只好乖乖多花几倍钱。树木倒塌一大堆,电锯和屋顶修理工双双需求遽增。屋顶上有两株倒下的树需要移走,包商开价两万三。平时卖两百五的小型家用发电机,商家这时哄抬到两千。为了躲风灾,七十七岁老太太带着老伴与身障女儿到汽车旅馆投宿,平时一晚四十的房价这时竟然飙到一百六。

       2004年夏,查理飓风从墨西哥湾虎虎扑向佛罗里达,横扫全州进入大西洋,造成22人死亡,财物损失高达110亿美元。风雨过去,紧接就颳起一场「物价哄抬」大辩论。

       冰块一袋平时只卖两元,飓风过后,奥兰多的加油站却开价十元。当时是八月半,冰箱与冷气机停电都不能用,许多人为了买冰块,只好乖乖多花几倍钱。树木倒塌一大堆,电锯和屋顶修理工双双需求遽增。屋顶上有两株倒下的树需要移走,包商开价两万三。平时卖两百五的小型家用发电机,商家这时哄抬到两千。为了躲风灾,七十七岁老太太带着老伴与身障女儿到汽车旅馆投宿,平时一晚四十的房价这时竟然飙到一百六。

       高涨的物价激起佛州民怨。《今日美国》标题说:「飓风才去秃鹰就来」。受访居民说,要清掉一株倒在屋顶上的树,费用竟然高达10,500美元,这是不对的,是「发灾难财」。州检察长克里斯特(Charlie Crist)也同意:「我觉得不可思议,人的灵魂到底要贪婪到哪种地步,才会想去佔苦难乡亲的便宜。」

       佛州本来就有「反哄抬法」。灾后,州检察署接获两千多件投诉。有些有成案,像西棕榈滩就有一家戴斯旅馆,不只必须退还超收的钱,还必须缴罚款七万。

       不过,就在检方出动,準备拿法律向商家问罪时,经济学界却冒出一种声音,说「反哄抬法」与民众之怒都于理无据。在中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认为商品交易应该凭着「公道价格」(just price),至于价格公不公道,则是由习俗或商品内在价值去决定。
经济学家却认为,在市场社会,价格应该全凭供需决定。根本没有「公道价格」这回事。

       自由市场派学界大老汤玛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投书佛州《坦帕论坛报》,说哄抬物价「是强烈情绪用语,经济学上不具任何意义,学者嫌麻烦不去碰这个议题,是怕淌浑水。」他在文中振振有词,说「物价哄抬」如何有益佛州人民。「每当物价远超出平时习以为常的价格,哄抬的指控就会冒出。」但是「平时习以为常的物价水平」在道德上却非神圣不可侵犯,既不比他种市场条件(包括风灾后的市场条件)所促成的价格更「特殊」,也没更「公道」。

       索维尔主张,涨价有涨价的好处。冰袋、瓶装水,屋顶修理,发电机和旅馆房间变高价,既可抑制其消费使用,又可增加外地厂商的供应动机。冰块在佛州停电的炎炎八月天既然卖价高达每袋十元,冰商就会加紧产製运来。索维尔解释,这种价格不能说不公道,它只是反映买卖双方在交易当下的价值选择而已。

       市场派健笔杰夫‧杰克比(Jeff Jacoby)亦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专栏中提出反对「反哄抬法」的类似理由:「凡是市场可以承受的物价,就不算哄抬物价。这种物价既不贪婪也不无耻。这是自由社会对商品和服务的处置方式。」他承认「物价飙涨激起民怨,尤其是对灾民。」但是,民怨却不构成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正当理由。看似离谱的高价既然能奖励供应商生产更多急需品,其实就是「利多于弊」。结论:「妖魔化商家是不能加速灾后重建的,放任其买卖才可以加速重建。」

       共和党籍州检察长克里斯特(后选上佛州州长)亦投书《坦帕论坛报》,捍卫「反哄抬法」:「灾民在奔波逃命,在为家中老小寻求基本温饱之际被大敲竹槓,政府在这种紧急时期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克里斯特亦驳斥这种「无理高价」反映的是真自由的交易:

       这不是自由市场的正常情况,买家进入市场并不是自己甘愿,并不是凭着供需原则与有意愿的卖家谈成一个双方同意的价格。在紧急时期,受迫的买方没有自由。他们是情非得已才去购买安全住宿这种生活必需的。

       查理飓风后的「反哄抬法」大辩论,碰触到道德与法律上的许多难题:卖方视市场承受能力,利用天灾为商品和服务提高价格,这样有什幺不对吗?如果不对,法律应该有所因应吗?怎幺因应?政府是否该禁止物价哄抬,即使这样会干预到买卖双方的交易自由?

除了利弊之辨,还有义愤。

       这些问题牵涉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待方式,也涉及法律的功能为何,社会该如何组成。这些是涉及正义公理的问题。要回答问题,就必须探索正义公理的意义。其实,我们的探索已经开始。仔细检视「反哄抬法」大辩论,就会发现正反双方的主张都围绕三种理念:增进福祉、尊重自由、提升美德。每一出发点都指向正义思考的不同角度。

    「市场不该管束」的标準立论有二:一是市场增进社会福祉,因为市场提供诱因,让民众愿意努力供应别人所需之物。(「福祉」(welfare)指的不只是经济面,也包括非经济面的福利安康。)二来,市场亦尊重个人自由,不强加特定价值于产品和服务之上,让交易民众自己选择其价值。

       果然,「反哄抬法」的反方援用的正是以上两种立论。正方怎幺回应?第一,他们不认为在困难时期拉高物价有助于社会整体福祉。即使高价带来更充足的物资供应,这种好处却必须拿来和「穷人变成负担不起」这种坏处做权衡。一加侖汽油、一晚旅馆住宿必需多花许多钱,对富人来说只是不爽而已,对收入微薄者却是真艰困,可能让他们因此打消逃往安全地带的念头,乾脆滞留危境。「反哄抬法」的支持者认为,祸福利害的评估必须把经济弱势所承受的苦难也算进去,他们在紧急状况下可能连身家安全所需也无力负担。

       第二,「反哄抬法」支持者也认为,在某些状况下,自由市场并没有真自由。就像克里斯特写的,「在紧急时期,受迫的买方没有自由。他们是情非得已才去购买像安全住宿这种生活必需品。」假如你家为了躲飓风,花高价购买汽油或旅馆住宿 ,这绝非心甘情愿的交易,而是近乎敲诈。因此,「反哄抬法」是否合乎正义,正反双方彼此相左的福祉观与自由观都需要好好评估。

       需要考量的还有另一种主张。「反哄抬法」之所以拥有高人气,有个比福祉与自由都更直触肺腑的理由。发灾难财的「秃鹰」激起公愤,大家希望见到他们受惩,而不是赚得钵满盆满。专家常斥这种情绪为落伍原始,不该拿来干预政策或立法。正如杰克比所言:「妖魔化商家是不能加速灾后重建的。」

      但是哄抬物价所激起的公愤却非胡乱发火。这种公愤指向一种值得严肃以待的道德主张。它是一种义愤,是因为看见有人发不义之财而生气。为没正义、没公理而怒,是为义愤。

       当克里斯特写道:「人的灵魂到底要贪婪到哪种地步,才会想要去佔苦难乡亲的便宜,」这种措词触到的正是公愤的道德根源。他虽然没有明白将显恶扬善拿来和「反哄抬法」相提并论,言下之意却正是一种「美德出发的正义观」,吾人不妨陈述如下:

        贪婪是一种缺德,是恶劣的为人处世之道。贪婪使人漠视他人痛苦,这点更是特别糟糕。不仅在个人的层次是缺德,也违背公民应有的品德。发生灾难,美好社会应该同心协力。大家应该彼此照应,而不是抢佔最大便宜。民众趁危向邻人敛财取利的社会不是美好社会。因此,过度贪婪是美好社会若有能力就应该予以抑制的一种缺德。「反哄抬法」虽然无法扫除贪欲,却至少可以约制其最无耻的表现,并标示社会对贪欲的不齿。对贪婪反赏为罚,社会等于是褒扬了「为共善而共患难」这种公民美德。

       美德出发的正义观要具备道德力量,前提就是不可以拿美德无限上纲。有的时候,灾区也许应该「接受魔鬼的条件」,付出贪婪获得肯定的道德代价,让物价上扬,藉以从远地引来大批的屋顶修理工和承包商。社会凝聚力摆一边,先修好屋顶再说。不过重点是,「反哄抬法」的正反之辩不只涉及福祉、自由,也关乎美德,也就是要怎幺去培养一个美好社会所繫的态度、气质、性格。

       有些人不太能接受美德出发的正义观,包括「反哄抬法」的支持者在内。原因,是美德比福祉、自由都更牵涉到主观好恶。政策能否加快经济复甦,能否刺激经济成长,这种问题不必牵涉到主观好恶。背后的假设是大家都喜欢收入多多愈善,别人想要怎幺花钱也不需你去评断。同理,问灾民在紧急时期有没真自由,也不必帮灾民的选择做是非判断。重点是自不自由,有没受迫,到什幺程度。

       偏偏美德出发的正义观却是建立在「贪婪是缺德,政府应劝阻」这种是非判断上面。但是,谁能决定何为美德何为恶行?多元社会中,公民对这种问题不应该各持己见吗?立法把主观判断强加人民头上,不是很危险吗?基于这些顾虑,许多人认为政府在美德缺德的判断上面应该保持中立,既不宜出手去培养好态度,也不该对坏态度加以劝阻。

       因此,探索我们对哄抬物价的反应,就会发现我们心里其实很矛盾。我们义愤填膺,因为有人赚到不该赚的钱,靠灾难发财的贪婪应该受惩,不该得到奖励。同时,又怕美德缺德的主观判断被写进法律。

       这种两难凸显了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哉问:具备正义与公理的社会应不应该设法为其公民提振美德?还是说,法律应该在形形色色的不同美德观之间保持中立,由公民去自主选择最佳为人处世之道?

       根据教科书的说法,政治思想的古典与现代正是被这种大哉问一刀切开。就一个重要层面,教科书说对了。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正义是人人各得其应得。决定谁得多得少,就必须决定哪些美德值得推崇奖励。亚里士多德坚信,不先思考什幺是最佳的为人处世之道,就无从得知什幺是正义。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法律在良善人生的问题上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

       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现代政治思想家从十八世纪的康德到二十世纪的罗尔斯,都认为界定个人权利的正义原则不该建立在特定的美德观或最佳处世之道之上。尊重人人对良善人生的自主选择,才是正义社会。

       因此就有一种说法,古典正义论是源于美德,现代正义论则从自由出发。未来几章将深入探讨两种出发点的优劣。但是有一点要先点出来,这种一刀切是有误导之虞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眼光移转到当代,检视一般男女(而不是哲学家)有关正义公理的政治辩论,就会发现很难把美德切割出去。没错,争辩的重点多半是如何促进富裕,怎样才算尊重个人自由,至少乍听是如此。但在福祉与自由的论述之下经常有另一套信念乍隐乍现,关于何种美德值得推崇奖励,美好社会又应该提倡哪种处世方式。这套信念有时与福祉、自由若合符节,有时却又分道扬镳。好像吾人再怎幺专心致志,只问福祉自由不问美德,还是很难摆脱正义的主观判断成份。正义一定会涉及美德与选择,这种信念是根深柢固。什幺才是最良善的为人处世之道,这彷彿是正义思考所无法迴避。

书名:正义:一场思辨之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作者:迈可.桑德尔
《福祉、自由、美德  三个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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